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，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、人才是第一资源、创新是第一动力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。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、教育发展、经济社会前行三者之间相互推升、彼此促进的耦合关系，也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指明了方向和路径。

进入新发展阶段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不断催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，持续突破“卡脖子”的关键核心技术，在保障国家总体安全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，体现出必要的响应能力和供给质量。

一、“三个第一”紧密互动、高度耦合

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，涉及多元主体协同、各类要素整合、各种能力集成以及多重机制联动，是一项具有较高复杂程度的系统工程。其中，科技、教育、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的作用尤为显著。科技子系统的功能是确保“第一生产力”的有效供给，即不断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；教育子系统旨在培育“第一资源”，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地输送各类人才；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功能，主要是通过创新这个“第一动力”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这既指向经济增长的动能塑造，也包括社会治理的能量补给。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紧密互动的逻辑关联。首先，在“第一生产力”的形成和“第一动力”的转化过程中，“第一资源”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，可以清楚地识别出人才强→科技强→产业强→经济强→国家强的递进逻辑。其次，人才作为“第一资源”，其培育和成长，必须高度嵌入“第一生产力”形成和“第一动力”转化的过程，千锤百炼始成金。第三，人才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的主导者，同时也扮演着科技创新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“链接”角色。“第一生产力”和“第一动力”只有通过“第一资源”的起承转合，方能在高水平互动中不断推升彼此的能级。第四，“第一生产力”的供给质量、“第一资源”的保障能力，决定了“第一动力”的能级高低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”的工作要求，而科技、人才、创新这“三个第一”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理论视角，并指出了体系效能提升的可循路径。

二、不断强化“第一生产力”的有效供给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，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全方位、跨越式的长足进步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。同时，我国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，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位置和作用愈加显著。近年来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，党中央审时度势，把创新置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在严峻挑战和重大机遇交错并存的背景下，国家创新体系必须更具韧性、张力、活力、弹性及黏度，不断强化“第一生产力”的有效供给。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

一要加快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和能力建设。我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从2012年的1.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.79万亿元，研发投入强度从1.91%增长至2.44%。在建立投入增长保障机制的同时，还要注意投入的结构改善和效率提升问题，在重大基础前沿领域、在未来技术发展最有可能实现突破并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方向、在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总体安全的战略必争之地，进行超前布局，开展策源性、战略性和储备性研究，尽快提升自主研发能力，筑牢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根基。

二要加快打造能够应对多任务情境的战略科技力量。面向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，以重大科技专项、大科学设施、产业化项目为抓手，强化协同机制建设，打造以国家实验室、国家科研机构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及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，贯通不同类型组织，跨产业、跨领域、跨区域，能够直面全球科技前沿竞争的战略科技力量，不断实现“卡脖子”技术瓶颈的集群式突破。在具有基础性和先发性优势的领域，着力增强对创新链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，锻造旨在形成制衡能力的“杀手锏”，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。另外，颠覆性技术研发事关产业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，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，必须未雨绸缪，启动有组织、策略化的超前研究部署。

三要探索构建更加自主、协同、开放的新型举国体制。新型举国体制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意图的任务体制，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。在新形势下，一方面要依托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制度优势，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。既要关注特定攻关目标的实现，也要注意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。尤其要发挥重大科技决策机制的作用，对需要全力攻关的任务结构进行识别和分析，并根据轻重缓急排序。

四要加强区域创新协同。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整体效能提升中具有“落棋一子，满盘皆活”的效用。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等经济发达、科技资源富集的区域，通过加强区域创新协同，可以集中区域内的优势力量和有利条件，快速形成重点领域从科技创新到产业突破的体系化能力，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，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。区域创新协同是一个面向诸多不确定性的渐进过程，首先要在使命和愿景层面引发共鸣，而后逐步达成行动层面的共识，再到责任共担和资源共享，最终实现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共建和共治。

五要坚持科技创新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。科技自立自强绝不意味着“闭门造车”，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时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高频互动，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，持续获得信息交互和能量反馈。为此，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，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。在营造开放创新生态的过程中，应该显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格局，一方面，可以依托已建成的大科学设施，策划和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，启动国际大科学工程，引天下之英才。另一方面，可以聚焦基础前沿和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，设立开放式科研基金，汇聚全球智力资源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中国贡献。在此基础上，不断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新空间，强化重大科学议题设置能力，参与制定并维护国际科技合作的规则和秩序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。

三、持续增强“第一资源”的保障能力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。”人才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要素，是整体效能提升的决定性力量。人才来源于高水平的教育，并在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中历练成长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，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4430万人，其中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规模已居世界前列，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。但是，随着科技创新的快速迭代发展，人才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，需要全面考量和反思，系统施策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创新性地提出教育、科技、人才“三位一体”，要求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、科技自立自强、人才引领驱动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、科技强国、人才强国，坚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”。这一论述明确了进一步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战略思路和根本遵循，以此为指针，我们必须加强对科技进步、教育发展及人才成长的趋势研判、规律认识和需求把握，在此基础上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，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条件支撑，持续增强“第一资源”的保障能力。

从教育和科技相关发展趋势来看，知识生产的方式越来越丰富，知识传播与扩散的载体和渠道愈加多元，科学研究范式加速迭代升级，“科学家+实验室”的传统科研组织形式逐渐被打破。从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角度看，必须密切关注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、知识供给侧与需求侧互动方式的持续更新，以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路径变迁。要从这些趋势变化中，形成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向及重点领域的整体性认识，进而完善人才供给的顶层设计，满足国家创新体系对于人才规模、结构、层次、供给节奏等方面的复杂性需求。

在探索和认识人才成长规律方面，可以尝试通过全周期、宽口径、多维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，建立人才画像数据库，逐步形成对战略科学家、领军人才、基础研究人才、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成长过程的规律性认识。在此基础上，进行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设计及制度安排，不断完善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。其中，评价制度改革尤为关键，要以质量、绩效和贡献为导向建立评价体系，完善激励机制，引导人才健康成长。

在把握国家对于人才培养重大需求方面，从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看，单边主义、封闭主义、孤立主义迅速抬头，各种试图绕开中国的“圈子”正在形成，科技自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。因此，人才培养工作必须心怀“国之大者”，关注并把握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两个方面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大力推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。除了各领域的战略科学家、科技领军人才以及青年科技人才，国家创新体系还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、工程技术人才、管理型人才和服务型人才。这些人才仅仅通过教育系统是很难培养出来的，必须借助科技和产业系统的带教力量，依托科研项目和产业化项目，采用“干中学，学中干”的培养模式，助推人才成长。

四、加快提升“第一动力”的转化效率

有了“第一生产力”的有效供给，有了“第一资源”的可靠保障，还要将其高效转化为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“第一动力”，使得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本链和服务链密集交织起来，让跨产业、跨区域、跨领域的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并富有成效，不断激发科技进步与市场需求相互碰撞的场效应。加快提升“第一动力”的转化效率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赋能成效。

一要引导资本赋能。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“星星之火”，到燃起产品化和市场化的“燎原之势”，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类型和偏好的资本关注和介入。因此，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调控，营造有利于风险资本发展的社会环境，增加中小微科创企业在其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融资机会。另一方面要建立国资创投功能性绩效评价考核机制，发挥国资创投在新兴技术投资领域的引导和带动作用。

二要强化服务赋能。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，构建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的发现、培育、扶持及服务机制。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，加快创业孵化、概念验证、技术中介、成果转化、评估交易、知识产权服务、科技金融、市场拓展、管理咨询、创新方法等专业化的功能性资源集聚，构建功能齐全、层次丰富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。

三要促进平台赋能。在多维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，科学研究范式和科技创新模式加速迭代发展，日趋数字化、平台化和社会化。面对蓬勃兴起的中小微企业及社会创新需求，应加快谋划，向其开放包括大科学设施、研发与转化功能性平台在内的基础性科研平台。同时，布局和建设一批指向数据归集、算法训练、算力集成、软硬件开发的开源开放创新平台，激活社会创新力量。

四要推动数据赋能。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。面向政府部门公共数据以及公用事业、医疗卫生、教育等领域的准公共数据，构建归集、开发利用及共享的机制和规则体系。建立具有一定数据整合和加工能力的数据中心，推动跨行业、跨区域、跨领域的数据标准化采集和共享设计，并探索形成相应的服务机制，打造“数字引擎”，助推数字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。

五要实现场景赋能。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，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，建构和开放层次更为丰富、领域更加交叉的社会应用场景，形成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充分互动的局面，在新兴技术获得能量释放空间的同时，让老百姓更多地感受科技进步的“社会温度”。

六要探索治理赋能。在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，新兴技术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具体领域后，可能对产业安全、社会秩序、商业道德及科技伦理形成冲击，往往会超出既有法律、政策和制度的规制范围。另外，部分企业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，收集、分析并涉嫌非法利用涉及用户隐私的消费行为数据，对于这些行为，取证和监管的难度非常大。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问题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，提升政府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效率，另一方面要发挥龙头企业、行业协会、第三方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，开展科技伦理治理，降低新兴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。

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过程中，不断强化“第一生产力”的有效供给是基础和前提，持续增强“第一资源”的保障能力是根本，加快提升“第一动力”的转化效率是目的，三者之间密切相关，高度耦合。抓住“三个第一”这个牛鼻子，推动科技、人才、创新的协同发展，一定可以使国家创新体系要素更充沛、结构更合理、功能更强大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。

（原载于2022年11月4日“上观新闻”，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、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）